• 2005-12-25

    文学只是一种消遣——与作家张庆国对话 - [访谈]


      第一次看作家张庆国的小说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是在什么刊物上记不清了,但小说名《水镇蝴蝶飞舞》我记得很清楚。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觉得篇名更像是诗人所为,类似这样的篇名我见得不多。小说主要写一个青年画家在水镇的奇特经历,写得很有韵味,很神秘。事隔不过5年,张庆国的又一力作《黑暗的火车》在《十月》推出,并被中国作协选为2000年中篇年度精选之作,并获1998—2000年《十月》文学奖。

      与张庆国约定采访时间后,我心里有一点不安,原因是以前作的访谈大都是画家,那这种形式的访谈是否适用于作家呢?果然不出所料,与作家在一茶馆坐定后,他首先就拿出他作的《潘灵访谈》给我看,对什么才算是真正意义的访谈,提出了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访谈应该是一种即兴的、感性的谈话,应该体现出被访者的性格和谈话细节,是用谈话的形式来展示一种思想等等。我当时真有点心虚,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版面是有限制的,像他那样做不太可能等等。其实那天的谈话虽然有些杂乱,但也算是成功的,至少,我感觉。


      贾:与你同时代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大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有关,你是否也一样?
      张:我们这一代人中想当作家的人是很多的,因为多数人的业余消遣就是阅读,这是一个生活背景的问题,就像现在的人多数是看电视一样,梦想自然也就是当演员、当明星了。我与别人不同的是,别的作家大都从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开始写作,而我却不是。

      贾: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天赋决定了他将来会做什么事,这虽然与后来的努力和勤奋也有很大关系,但作为一个靠文学、靠感知来了解或展示世界的人来说,天赋或许是最重要的。你认为你之所以从事文学创作,是否与天赋有关?
      张:我觉得是有关的。我刚上小学时特别喜欢画画,老师规定画一张,我往往会画二三张,但这种兴趣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对写作文有兴趣。当时我们的作文课是每周6上午2节,我因为老盼着上作文课,一到星期四、五就开始兴奋。

      贾:是因为你写得好吗?
      张:有一点原因。我好象一学会写作文就是班上写得较好的,老师常表扬我,并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念。我想开始只是激发了我的虚荣,时间一长,就像种子一样在心里萌发了。

      贾:你的意思是,还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想当作家了?
      张:是的。最起码到上初中时,我要当作家的念头已经很明确了。其实当高中毕业时我问作文课老师,如何才能当一个作家时,他也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但他有一个与别的老师不同的习惯,他会给作文打出100分满分,我常常就是1OO分,所以极大地鼓励了我。后来当知青当了两年,我还是一直做着作家梦。

      贾:与你们同时代的人,大都写过一些知青生活,你是否也写过?
      张:我几乎没有,因为与别人不一样,许多人是因为知青生活经历被触动而写作,而我是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所以与现实生活是否变化没多大关系。那两年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查词典,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四角号码”词典,觉得太丰富了,太好了。所以说我最初的语言训练不是在后来的大学里学的,而是在当时就开始了。

      贾:从大学毕业你就开始不断发表作品,可以说是终于圆了你的作家梦。如果说以前有梦想是因为与文学还隔着一些距离,而当你真正淌入“这条河”时,你是否感觉出它的艰辛?曾经有哪个文学大师影响过你?
      张:应该说做什么事情只要想做好都很艰辛。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西方思潮大规模进入文学艺术界的时候,当时了解的西方小说技巧也是五花八门,肯定也有许多大师的风格影响过我。我通过多年的阅读和实践,知道传统小说写作不吸引也不适合我,但跟随西方小说潮流来写,我又觉得不太踏实。我个人当时要寻找的还是一种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现实题材。

      贾:那这样的东西在你的小说创作里有反应吗?
      张:有,比如我创作的《巴町神歌》。它是我非现实题材创作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包含了当时我对生命、对文学的一种深层次思考,虽然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供人阅读,但语言探索上是我的一个转折,是凝聚我多年文学思考的作品。

      贾:既然你如此看重,为什么没有一直延续这种写作,而是很快就转到 《水镇蝴蝶飞舞》上?
      张:在这种时代,一个作家的探索是必然要得到关注才生效的。《巴町神歌》当时能看懂的人不多,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作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自然也就使我这类创作有了停顿。

      贾:当时的文坛是否有那么一些作家是不太关心谁来阅读的?
      张:是。90年代初的文坛的确有那么一种思潮,就是不考虑读者,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为下世纪的人而作。其实在现在看来,那类写作仍是缺乏读者的。我认为自己并未真正赶上中园文坛的先锋潮流,因为我始终怀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如果大批量出现,又缺乏相应的读者,肯定是不对的,肯定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我的这类试验性创作量不多,使得当时作为一个作家的形象也较为模糊。

      贾:在这种状态中,是故事提醒了你吗?
      张:原先我认为故事不好,怕沿故事下去,会使小说变得枯燥、单调。后来我认为故事在小说中还是很重要的,一旦写好故事,小说同样是完美的。

      贾:但你的重要作品并没有一个绝对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故事的片断而已,这是为什么?
      张:如果小说的意义只是将一个故事说好,说完整是远远不够的。我更喜欢在结构上不断地破坏和拉紧。肯定会有一个故事,但故事不是目的,只是通道,应该展示许多叉路风景。

      贾: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关注人的生活现实和命运,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创作出发点,你认为你的作品是否也以此为基础?你有没有其它的标准?
      张:关注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的确是一个写作出发点,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倾向还基于作家对人生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有他的价值标准的,如果太看重一些东西,作品自然会顾忌太多,如果看深一点,放松一点,作品自然也就放松了,我认为这样的小说既是作家的解放也是读者的解放。

      贾:那你是否认为作家和文学都应承担一些精神和社会责任?
      张:承担精神责任可能是难免的,因为文字有它的引导作用,但我不认为文学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我不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创作的。因为文学在今天的功能主要是一种消遣,像从前那样因一篇文章或小说改变一个人或一代人命运的可能几乎没有,无非是读者层次不一样,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读者群而已。也可能我的作品最终在别人读完后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或深或浅的思考,但这是他们的,不是我创作中思考的。

      贾:那你认为作家是否会受读者的影响?因为出版社和杂志社是受读者影响的。
      张:每个作家都可能受,但每个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有的作家就是市场作家,市场要什么他写什么,而我认为自己是相应受得少些的。虽然从我的《巴町神歌》、《水镇蝴蝶飞舞》、《金钱游戏》、《黑暗的火车》以来,我思考了更多小说好不好看的问题,但我有严格的规则。首先我因为写作而快乐,所以我不是很功利,只力求把小说作得更好一些。其次我的小说是为有一定文学艺未修养的人提供的消遣,所以我还没放弃自己对文学的理想,这样我选择的刊物或其它发表媒介是较适合自己口味的。

      贾:是否可以说你写现买题材,但却不是一个纯现实主义作家?
      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纯粹现实题材的故事是生活的重复,如果这种重复还显得有意思的话应该交给记者或新闻电视去做。文学家要做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之上的描述,它肯定是现实的,但又是非现实的,这也是小说的美妙之处。

      贾:那你认为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他是否必须生活在都市?幽闭的生活会影响他人格和文学发展吗?
      张:我一向把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都市生活,这是在科学和技术控制下,一切都是可以设计的,直线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依赖的物质需求很多;另一种是非都市的。可能生活在都市中,但却不处处依赖物质享受,是一种想像的,精神的生活,是人与自然或人与世界的一种神秘对话。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他同时拥有这两种生活,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贾:你如何评价你的小说?
      张:我的小说分为非现实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但这两种创作方式都还是达到我认为的完美程度。《巴町神歌》是我最有价值和发现的小说,但却并不成功,所以我一直寻求让《巴町神歌》和《水镇蝴蝶飞舞》这两种小说方式结合起来,在现实题材中表达我非现实的一些思考,只有这样,我想小说才会有一个突破。

      贾:作为一个作家,你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吗?
      张: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作家都希望有市场回馈,但不是每个作家都为此而写作。我的小说既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艺术品,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来解读,如果没有这一点,我相信这种阅读是值得怀疑的。

      贾:你认为现在高速发展的传媒文化,是否会影响你的创作,你怎么看目前很流行的网络小说?
      张:应该说是有影响的,比如我也有很长时间不用笔而改用电脑创作。网络小说对一个专业作家来说太浅、太简单,但也很难预料它将会有什么发展。我认为文学已远没有从前那般严肃了,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变成更简单的一种消遣。

    张庆国简历
      云南昆明人,1956年10月出生于昆明金碧路,在昆明城长大成人。做小知青两年,工人三年,读大学四年,教书两年。1983年云南师大中文系毕业。现为昆明《滇池》文学月刊副主编,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北京《十月》、《当代》、广州《花城》、海南岛《天涯》、云南《大家》等刊发表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书两部,有中篇小说被国内几家选刊和选集转载,有作品入选《200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曾获“昆明新时期十年文学奖”、“2000年云南文学政府奖”,“1998—2000年《十月》文学奖”。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