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12-01

    关注现实中人的命运——与记录片导演周岳军对话 - [访谈]

      第一次听说周岳军这个名字,是在去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搞了个艺术活动,想请人拍记录片,有在电视台打工的朋友说:找周岳军,他拍记录片绝对是个“把子”。然后就介绍我们认识。我还记得第一次与周岳军见面是在一家小餐馆,餐馆里人很多,声音嘈杂。但我只是在与他聊了记录片不到半小时,就感到了他话语的份量。
      其实我与绝大多数昆明人一样,均不知道周岳军和他的作品,我在听朋友如何夸他的《长湖恋》是最牛的记录片时,便有些惭愧,因为我也在媒体工作,况且又非常喜欢记录片,却竟然不知道本土有这样一位优秀的记录片导演。那之后我便开始留心周岳军和他的作品,并有幸去看了一次他现场拍摄。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镜头,周岳军却架着机器,在烈日下足足拍了3个小时,拍完后他说:刚才这个镜头我最多只用2秒。后来又看了他的《长湖恋》《牧羊人家》《湖边》《鱼鹰》等,他独具风格的现实主义拍摄手法,带给人很大的震撼,因为他记录的是人与现实的际遇,是被漠视的某些文明的命运。最近他刚完成了《阿鲁兄弟》的拍摄与后期制作,据说这部片子在专家观摩时被评为“中国近10年来一部里程碑式的记录片。”

      贾:据我所知,你在到电视台工作前曾在工厂上班,做过很多与电视无关的工作,你认为这些经历对你后来的拍摄有帮助吗?作为一个记录片导演,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准备?
      周:任何生活经历对你的艺术都是有帮助的。实际上我在做记录片之前就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包括文学的、美术的、哲学的、音乐的等等。这些准备可能是无形的,但它们慢慢沉淀在你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意识里,不管你拍摄的某个片子看上去如何与它无关,其实它们之间有着绝对联系。

      贾:你是一进入电视台就涉入到记录片拍摄吗?
      周:肯定不是。我在进入记录片工作室之前做过电视新闻报道,像当时昆明台的一个王牌栏目《街头巷尾》,我做了几年,有上百期的节目。后来我又做了20多部有关城市题材的片子像《滇南瑰宝》《印章》《花河》等都是哪个时候的代表作。

      贾:后来为什么没继续做下去?
      周:我认为电视是一门感觉的艺术,它首先需要拍摄者与他所要拍摄的东西要有默契,要有感觉。我在多年的拍摄中慢慢找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人与环境、社会转型时期人的心态,以及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流失等等。发现自己更关注人在现实中的命运以及文化在现实中的命运。所以拍摄有所转移。

      贾:能说具体一点吗?
      周:从城市题材到乡村题材的转折,其实只是表现人物的移动。因为我发现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既有着文化的独特性又有着与我们差别不大的现实问题。但因种种原因,我们通过镜头对他们的了解不多,更不用说去探索他们的心灵世界。我就想用一种很细腻的手法去关注他们的遭遇。

      贾:你的这类题材有代表作吗?
      周:有,就是《长湖恋》。《长湖恋》记录一退休老人在孤岛的生活因被旅游者强行介入后发生的种种尴尬和无奈。表面上看是一个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生活中人易受伤害的这么一种现实。它表明了作为人或自然都可能遭遇到的侵害和破坏。

      贾:你认为《长湖恋》是你最初个人风格的体现吗?
      周:是的。因为比原先拍摄的东西又深进去一点。因为当时在中国整个记录片界,受国外一些记录片影响,开始更真实地去关注现实生活。《长湖恋》片长30分钟,是我用一种更开放的方式来拍摄的现实主义题材。

      贾:这部记录片在当时曾获得过什么荣誉?
      周:获中国电视奖、记录片学术奖并入围法国菲帕电影节获提名奖。

      贾:这是否也是你记录片风格的一个转折?
      周:应该是的。他奠定了我要拍摄作品的人文思想,就是:真正去关注现实中的人的命运。

      贾:对普通大众来说,对记录片的理解也就是专题片,这两者有什么主要区别?作为一个记录片导演,你对记录片的定义是什么?
      周:其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公众没解决的问题,在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纠缠不清。专题片与记录片在本质上是有严格区别的。专题片是用一种事先确立的思想或主题来寻找生活或反映生活;而记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生活来反映生活与表达思想。专题片是事先设计的,一切都在设计之下来操作和拍摄;而记录片虽然也是因主题的先行驱使你去拍什么,但导致主题的最后确立却是生活。所以它在表现中是即兴的,毫无预知的。它可能在拍摄过程中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贾:也就是说,记录片拍摄到的是一种行进中的生活,这种生活有多大的表现性是否还取决于文化的含金量?
      周:这是肯定的。记录片中的人或事物总是有相关的文化因素,不是每个人、每个事件都有拍摄的价值,你必须去发现。所以记录片是某种文化的高层复述。

      贾:从《长湖恋》之后,你的拍摄开始移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题材,你是否觉得在云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有价值?
      周:不是,因为不管是从个人或导演身份来说,个人的艺术感觉和喜好在作品中都是很重要的。都市题材自有喜好都市题材的人去做,我自己也曾拍过好几年的都市题材,但在不断的拍摄中,我开始有我比较偏好的东西。云南相比其他发达省市来说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保存量也就相对薄弱,但云南又有它独特的文化优势,所以被称为是“记录片的富矿区”。我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自己也偏好表达这样的文化,所以拍与它有关的题材是件很自然的事。
     
      贾:那你对“民族题材”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周:一般来说,凡是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都叫作民族题材。其实我认为这种叫法有狭义和偏颇。不管是哪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同样面临着生活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都有着独特的文化方式。所以我认为自己并不是刻意去表现什么民族或以此来猎奇,而是用我的镜头去真实表现人和文化。

      贾:但不管是你或别人去拍,往往是这类片子获奖机会对,为什么?
      周:这只是就总量而言。民族文化题材与我们每天看到的城市文化题材相比少而又少,边远民族题材就更难拍,拍到的东西弥足珍贵,但只要你去发现,哪怕再边远的民族题材也有人类共性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更加关注一个民族在这样一个时代即将消失的文明,我通过这种发现来关注它们的存在或消失,这是职业责任,我将它记录在案。至于最终能不能获奖,有多少人去看,我控制不了,但我相信,一部好的记录片它的观众是超越国界的。

      贾:在拍完一系列记录片后,你最近又完成了《阿鲁兄弟》的拍摄制作。据说这部片子还在专家观摩期间便得到较高评价,你能给我们说说这部片子吗?
      周:《阿鲁兄弟》又叫《大地》。这是一部近年来花去我许多精力的作品。我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贾:最初拍《阿鲁兄弟》的动机是什么?
      周: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几年对元阳梯田的宣传很多,且大都是很美的风光片,因这些讯息,我也想去拍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诗意品质的记录片。因为元阳梯田被称作是“半山农耕文明的最个袄典范”。我当时去的时候,一个法国导演在那儿已拍了一个片子,我看后觉得那是一个童话,所以放弃拍一个诗意作品的想法。我在那呆了半个月,慢慢悟出些东西。有一次闲聊,我认识了村子里的阿鲁,并知道他和他家的一些生活背景,觉得这些东西更有意思,最后决定拍他。

      贾:你想反映什么?
      周:元阳梯田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几百年来,哈尼人为争取生存条件,从大峡谷中开垦出万亩梯田。现在梯田已开到山顶,再也没有可开的地方,人口与土地就发生尖锐的矛盾,当地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阿鲁是其中的一员。我想通过这个片子记录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种种遭遇。

      贾:你当时凭什么感觉你将要拍的片子与这个小伙子有如此大的关系?
      周:这是直觉。粮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村子的问题,是整个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因粮食而带来的人口、环境等问题早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我从这个小伙子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人生存中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我片子的严肃所在。

      贾:听说你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曾跟随片中主角去到山西,经历了片中人遭遇的种种危险,为什么你要这样拍呢?
      周:原先考虑的最多是做一个60分钟的片子,范围主要在村子里面。但人物的生活打破了我的拍摄计划,他要外出打工,他要去山西挖煤,他是我的主线,我不可能让他随我的心愿而停止,我只能跟着他去。因为只有盯着他才会出东西。

      贾:这个片子是在你拍摄的哪个阶段才确立的主题?你是如何把握它的份量的?
      周:从人物开始外出打工后确立的。因为当他和他的兄弟一旦进入打工浪潮,也就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关系,我想通过一些镜头来反映他们在都市的命运,因为个人的命运往往折射出一个社会的轮廓,也是一个群体的命运所在。其实当片中四川招工者出场时,我们都清楚这可能是一个骗局,但我不能告诉阿鲁以及村子里其它人,因为这仅是一种可能,我不能凭一种可能去干预生活。所以我只有扛着摄像机一直跟下去。

      贾:你认为这个片子主要的价值在哪里?
      周:我想每个人看后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思考。这个片子包含了很多方面:土地、粮食、人口、劳动力剩余、打工已经人心态上的一些问题等。城市的文明不全是由科技带动的,更多是千千万万劳动大军的努力。我想告诉人们这些东西。

      贾:那这部片子究竟展示了一些什么生存矛盾呢?
      周:开始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然后转化为人与社会的矛盾,最终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贾:有人说记录片只是生活的一个重复,并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你怎么看?
      周:这是胡说。记录片遵循生活、遵循生活的真实,但却与简单的生活重复有本质区别,因为它有对生活的舍取,有对现实的褒扬或批判,是一种理性的观察和再现。

      贾:因为记录片的现实意义,你认为它除了记录真实外,有它独特的娱乐性吗?
      周:抛开显示生活谈娱乐毫无意义。记录片虽然也需要很多人来看,但永远是感兴趣的一部分才看,因为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既然是生活的一部分,那它的娱乐品质就应该高一些。

      贾:中国目前有公认的拍摄记录片最优秀的导演,比如:吴文光、张元、贾樟柯等,作为一个屡有作品在国内外获奖的记录片导演,你认为自己与他们有哪些不同?
      周: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选择题材的不同。

      贾:你崇拜的记录片导演是谁?他们的哪些片子影响过你?
      周:我最崇拜的是伊朗电影导演阿巴斯,他的《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都是非常棒的片子。与他相比,我的记录片还只能说刚刚上阵。

      贾:你曾经拍摄过那么多的国内外获奖的记录片,但本土媒体或公众却知之甚少,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周:我更愿意去做,没必要让许多人都知道我。但我相信许多人看过我的片子,他们或许记不得导演的名字,但这没有关系,有人看片子并被感染,这已经足够了。


    周岳军艺术简介

    昆明电视台记录片制作人。
    十年来,作品有十余部获国家级政府奖。其中《长湖恋》《湖边》分别入围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际电影节,并在法国与匈牙利获国际奖。入围美国纽约记录片节,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展映。

    主要作品

    《长湖恋》   片长30分钟  1997年
    《牧羊人家》  片长60分钟  1997年
    《湖边》    片长30分钟  1998年
    《多依河上》  片长60分钟  1998年
    《鱼鹰》    片长30分钟  1999年
    《僾伲山》   片长30分钟  1999年
    《阿鲁兄弟》  片长120分钟  2000年


    200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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